從黃地峒遺址的新聞看傳播媒體與考古

原作寫於2011年，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比較及公眾史學（Comparative and Public Hitory）碩士課程的功課，後來刊登在我的部落格Blog內。為方便統一管理，現將舊作刊登於這網站內。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資訊媒體發達，人們收看歷史頻道和瀏覽互聯網的次數，遠比翻閱專業雜誌多（Cargill, 2010）。如何對公眾發佈正確的考古資訊，與及如何引導公眾學習考古知識是值得我們要好好思索的問題（楊雪梅，2010）。

由於考古學涉及很多不同學科的知識，以至有時專業的考古從業人員也會被問題難倒，更何况一般普羅大衆。在這種情况下，一些考古學者開始尋找一種方便與普羅大衆、一般市民溝通的途徑。利用淺白易明的句子、豐富多彩的圖片去介紹考古學，讓更多人對考古學産生興趣，有更多的瞭解，這種方式開始被考古學者們加以應用（鄭好，2010）。這時候大眾傳播媒介便成為專業的考古從業人員向普羅大衆介紹考古工作及成果的有效工具。

中國是一個歷史長遠的國家，中國人普遍對歷史文物有著不同的興趣。最近數年新聞媒體對考古發現報道日益重視，國內有數件考古新聞（例如江蘇泗陽的大型漢墓、四川三星堆發掘、北京老山漢墓被盜、杭州雷峰塔地宮重啟，到雲南撫仙湖水下考古、浙江千島湖水下古城探秘等等）以電視直播的方式報導，再配合報社、雜誌社等的跟進報導（徐湖平，2003；鐘鳴歷史，2010），引起了一般市民的強烈關注。漸漸地，普羅大衆對考古學的興趣逐漸濃厚起來，開始對發掘考古遺址、考古學術會議、及考古專著出版等事產生興趣（鄭好，2010），在全國出現了一個認識考古、了解考古的熱潮（王巍，2003）。

現今在國內，經過大眾傳播媒介報道後，文物考古作業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文物考古的研究方向和發展趨勢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工作人員更成為新聞界追捧的焦點人物，經常在媒體上露面發言，考古工作者的「社會話語權」明顯增強。對文物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而言，將原本寂寞的文物通過文物考古新聞的方式推向社會，可以擴大地方的知名度，起到了「廣告效應」，對於推動旅遊經濟和文化產業均十分有利，而且這種宣傳方式與各地「文化搭台，經濟唱戲」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比前者更「雅」，更容易為群眾所接受（鄭好，2010）。

但經過大眾傳播媒介報道後，考古工作學術研究的純真性逐漸被沖淡，而考古工作更開始與經濟利益（考古工作人員、考古工作的機構、地方政府等）拉上了關係（季實，2010）。在國內甚至出現博物院拍賣考古行動的採訪權而引發爭議，形成贊成與反對新聞媒體可以獨家買斷考古現場採訪權的爭論（林拾夢，2001；吳興人，2001；徐湖平，2003；曾鵬宇，2003）。

林拾夢（2001）認為新聞傳播業畢竟具有一定的商業性，故此贊成新聞媒體可以獨家買斷考古現場採訪權。相反，吳興人（2001）認為當金錢成為唯一的「游戲規則」時，新聞的平等競爭原則也就無從談起了，這樣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便會受影響。而徐湖平（2003）則將新聞媒體再細分為電視及報紙媒體，兩者有不同的考慮。徐湖平認為考古學的田野發掘工作所需時間相對較長，而且因為受到考古現場的環境所限，若果在考古現場同一時間由超過一間電視台進行現場直播是不可行的，在這情況下只由一家電視台進行電視現場直播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畢竟電視現場直播只不過是幾小時的時間，但在這之前或之後的正常發掘工作，仍需要報紙媒體的宣傳報導。若果只由一家報紙媒體進行獨家報導就不妥當了，因為一家報紙的讀者人數／覆蓋面始終有限，如果只由一家報紙獨家報導的話，其他大部分的讀者大眾的知情權便會受到影響。更何況同為紙媒體，對於考古發掘這一新聞事件來說，不同的報社、雜誌社、通訊社等新聞媒體的著重點和表現方法都不一樣，甚至週報和日報在報道篇幅和形式上也會有明顯的區別。因此，徐湖平主張平面報道權不宜被獨家買斷（徐湖平，2003）。

一般而言，文物考古學的重大發現具有極強的新聞價值。考古學通常以漫長、冷僻、枯燥、嚴謹、神秘、及理性的方式出現。而新聞則以快捷、煽情、趣味、活潑、知識、感性的方式出現。考古學的東西一旦成為新聞，包裝上自然會淡化其生硬和冷僻的屬性，而保留其神秘、嚴謹的屬性，並增加其趣味性和生動性。考古新聞不單具有一般新聞的價值和特質，而且還有重溫歷史知識、傳播考古常識、將科學研究世俗化、和促進保護文物的特點，因此，不僅普羅大衆喜歡考古新聞，考古新聞更受到知識階層的歡迎（鐘鳴歷史，2010）。 可是，新聞媒體的關注點與考古從業人員是不同的，新聞媒體的報道存在著時效性，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的（山東大學校報，2009），追求的是新聞點和信息量（鄭好，2010），畢竟，新聞傳播業具有一定的商業性（林拾夢，2001）。但考古學作為人文科學下的一門獨立學科，具有嚴格的學術性和專業性（山東大學校報，2009）。

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專業一同運作時必然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新聞媒體的過度參與，必將影響考古學的獨立學科體系，出現所謂的「世俗考古學」，而非真正的公眾考古學（山東大學校報，2009）。如何對公眾發佈正確的考古資訊、如何引導公眾學習考古知識、如何將宣傳重點與考古學的本來面目相結合，便成為我們要好好思考的問題（楊雪梅，2010），在實踐中慢慢探索（鄭好，2010）。

此外，有一種意見認為現時新聞媒體在報道考古新聞時只重視發現者的觀點，而不著重其他質疑的意見。在徵求其他學者的意見時，亦大多數只選擇其中有利於發現者觀點的內容報道（徐建新，2006）。出現這種情況可能和記者的訓練及知識水平有關。

一般報刊上的報導和宣傳，通常由普通記者執筆，因而錯誤率比較高（鄭好，2010），但對讀者而言，仍然可以接受。而像考古學這樣的專門學術報道，與一般的社會新聞報道相比，難度更大，令記者難以把握的問題也更多。因此在考古學的學術報道中時常會出現偏差和失誤（徐建新，2006）。故此，除非記者自己已經擁有考古學的訓練及較高的知識水平，否則普遍會傾向接受發現者的觀點，而不會質疑他的意見。

因此，當專門學術的考古工作要與大眾傳播媒介互相結合時，如何處理好學術報道的科學性和新聞的時效性的關係、如何在報道中對各種不同的學術觀點進行取捨、如何處理好學術語言的準確性與新聞語言的特殊要求等問題，便成為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徐建新，2006）。

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們對記者整體素養和知識水平的要求亦相應提高了。因為考古學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學科，若要把考古學發展成為公眾考古學而非世俗化的考古學，記者便應該具備一定的考古專業的知識，這樣才能在客觀、真實報道考古新聞的同時，促使考古學知識的大眾化，讓觀眾讀者更容易接受，而不至於產生排斥心理（山東大學校報，2009）。

以上篇幅綜合論述了現在國內傳播媒體與考古的關係和發展。以下將會利用數年前香港的傳播媒體關於黃地峒遺址的新聞報導，去比較和引證國內傳播媒體與考古的關係和發展的經驗。

2003年初，香港考古學會的吳偉鴻和黃虎等，在香港西貢黃地峒沿岸採集到一些打製石器（文匯報，2006）。香港考古學會隨即與廣州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聯合組成考古隊，於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間，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中國科學院網絡化科學傳播平台，2007）。考古隊一共試掘了五個探方，面積共10平方米（鄒興華，2008）。考古隊推斷黃地峒遺址是一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打製石器加工場（吳偉鴻、王宏、譚惠忠、張鎮洪，2006；中國評論新聞網，2006）。

為了檢測遺址的實際年代，考古隊在第4號探方(T4)的剖面，按各層位採集了泥土樣品，送交廣州中山大學物理系核幅射實驗室進行光釋光年代測定。測定的數據顯示第4號探方(T4) 的第4層(L4)和第5層(L5)分別是距今39,000年至35,000年。香港考古學會引述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張森水先生考察黃地峒遺址後的意見，認爲「這個遺址定性為石器製造場是正確的，根據工藝來看，說舊石器時代晚期沒有錯的」（香港考古學會，2005a，頁1；劉茂、王文建，2006，附件一）。因此考古隊斷定黃地峒遺址屬於三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向劍幗、袁原，2006）。容觀瓊顯然也認同張森水及張鎮洪的推論，同意地峒遺址屬於舊石器時代（2007a，2007b）。

為更深入了解黃地峒遺址的情況，香港考古學會與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再次組織考古隊，於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間，在黃地峒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和發掘，泥土樣品送往西安的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測定，最早的第4層有兩個數據，即距今13,100±900年和距今13,700±900年（鄒興華，2008）。

考古隊成員之一張鎮洪認為，出土的器物中有一定比例的手斧，這是西方舊石器文化時代的特徵典型器物（中國科學院網絡化科學傳播平台，2007）。張鎮洪認為這批石器中「沒有發現磨光石器，連局部磨製的也沒有，陶片沒發現，穿孔石器也沒發現」（張鎮洪，2006，頁3，第8點）。因此，考古隊確認黃地峒為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其存在時代從四萬年前一直跨越到七千年前（鄒興華，2008；張鎮洪，2006，2007；中國評論新聞網，2006）。

2006年初，黃地峒遺址發掘研究成果的發布會在香港舉行，當時很多不同地方的傳播媒體都報導了關於香港黃地峒遺址的新聞，茲就手上已有的文字材料（中、港、澳的報紙報導）討論新聞媒體報導黃地峒遺址時的問題。

下表總結了十份中、港、澳的傳播媒體對黃地峒遺址的新聞報導，我們可以發現，不同背景的傳播媒體各有不同的著墨重點。

現時新聞媒體在報道考古新聞時只重視發現者的觀點，而不著重其他質疑的意見。在徵求其他學者的意見時，亦大多數只選擇其中有利於發現者觀點的內容報道（徐建新，2006）。

從上表可見，所有十份中、港、澳的傳播媒體對黃地峒遺址的新聞報導都表示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屬於三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訪問／引述的人物都是和考古隊有關的「發現者」人士。當中只有羊城晚報的報導對用光釋光測年方法去證明遺址年代的結果表示「存在一定的質疑空間」（羊城晚報，2006）。

其實自2003年初發現黃地峒遺址到2006年發布遺址的發掘研究成果這三年多時間，考古學界對黃地峒遺址的年代明顯分成兩派：

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屬於舊石器時代

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屬於新石器時代（或質疑遺址屬於舊石器時代、光釋光測年方法）

可是，中、港、澳三地的傳播媒體或記者也許沒有興趣／學識去作更深入的報導或跟進，多數只是「照單全收」式的轉述被訪者／「發現者」一方的意見，一面倒地表示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屬於三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而沒有再追訪其他人，例如政府有關部門、其他相關學者或獨立的第三者等，詢問他們的回應及意見。其實若果記者肯跟進的話，他們應不難發現，在2007年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在為古物諮詢委員會提供的委員備忘錄進度報告（委員會文件AAB/27/2007-08）中，已經清楚表示：

此外，在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專題報告／刊物網頁中（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b5/research.php），古物古蹟辦事處與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合作，在黃地峒遺址採集泥土樣品，送交英國牛津大學和香港大學的實驗室進行光釋光年代測定的結果，已經在黃地峒考古遺址的光釋光測年研究報告及黃地峒考古遺存的年代研究報告兩份文件中公佈了。結果顯示，沉積層位L1、L3、L4和L5的最可靠年齡分別為570年、2230年、2760年和10300年(The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另一份報告檢測的結果表明黃地峒堆積的年代可能在距今7700到2500左右；而且根據地質學家的意見，該堆積是經過擾亂的山前堆積(Lu, 2007)。

香港特區政府的官方文件已經清楚表示，雖然非常低調及不是公開的澄清，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最後也認為至今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去支持黃地垌遺址屬舊石器時代的證據。

正如徐建新（2006）所言，新聞媒體在報道考古新聞時只重視發現者的觀點，而不著重其他質疑的意見。在報社方面來說，這種報導手法極為省錢，但容易出現以偏蓋全，或將個人意見當為事實的情況。從新聞報導的專業來看，記者或編輯應該專業地分辨意見及事實的分別，或從其他途徑去證實資料的真確。

此外，黃地峒遺址的新聞報導亦引伸出另外一個問題。當日傳播媒體一面倒地表示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屬於三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但最近兩份研究報告卻顯示黃地峒考古遺址的年代應屬於新石器時代，出奇地沒有任何傳播媒體跟進這兩份研究報告的結果，也沒有任何更正報導的行動。究竟傳播媒體有沒有社會或專業責任去作出更正報導呢？抑或傳媒可諉過於受訪者的錯誤見解、而報導事件的傳媒本身沒有責任呢？以香港的傳媒生態而言，筆者不敢奢望香港的傳媒會自動作出更正報導，筆者只祈望考古學界在不久將來會因應這兩份研究報告的結果對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再有一番討論。

新聞媒體獨家買斷考古現場採訪權
在十份中、港、澳的傳播媒體中，大公報表示1月13日的報導是該報的獨家專訪，當中有沒有涉及金錢或其他利益交換，我們無從得知。可幸的是該報關於黃地峒遺址的獨家專訪只是報導比其他傳播媒體早了一至兩天「出街」，沒有出現國內買斷採訪權的情況出現。

在媒體上露面發言，考古工作者的「社會話語權」明顯增強。對文物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而言，將原本寂寞的文物通過文物考古新聞的方式推向社會，可以擴大地方的知名度，起到了「廣告效應」

從上表可見，受訪人物或傳播媒體本身透過香港的傳媒報導評論香港政府對保護文物的取態及資源分配的問題，認為香港政府沒有措施、沒有投放資源保護遺址，考古發掘經費不足，希望政府今後撥出更多資源資助考古工作，應開發黃地峒遺址一帶的生態旅遊；開發成集遊賞、科研、培訓一身的野外古苑式主題博物館。受訪人物提出這樣的建議，會令人懷疑是否相關人物有意利用傳媒界公布有利消息，向政府施壓，以達到日後爭取更多資源目的的可能（鄧聰，2006）。一旦考古工作更開始與經濟利益拉上了關係，考古工作學術研究的純真性便會逐漸被沖淡（季實，2010）。反觀中國的傳播媒體只集中報導黃地峒遺址及考古學的資料及分析，更從黃地峒遺址去探究考古學的其他學說，例如「華人非洲起源說」，在報導考古的新聞時感覺上比香港的傳媒較專業及中立。

但這種情況在香港的傳播媒體出現，也不能只怪責香港的傳媒，香港政府也可以爭取主動，澄清政府在分配及管理資源，和保護考古遺址的立場。就像這次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問題，香港政府不應在事後推說整個事件只是傳播媒體的「渲染」（孫德榮，2007）。反而正正如孫德榮所言，就是因為香港「社會對考古學認識不足」（2007，頁7），香港政府更應主動發放資料，公開澄清有問題的地方，以正視聽。例如古物古蹟辦事處明明已經對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問題有了初步的結論和立場，認為黃地垌遺址屬舊石器時代的論點至今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2007，頁3），為何古物古蹟辦事處沒有發言人出來公開澄清，闡明政府的官方立場，以平衡各方的意見？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透過「促進公眾對考古遺產的認識，……運用專業的操守與問責」（孫德榮，2007，頁7）去分配及管理公共資源以保護考古遺產。

最後，香港的傳播媒體對黃地峒遺址新聞報導的篇幅比國內的傳播媒體大為減少，明報、蘋果日報及東方日報已經是香港每日銷量最多的報紙，比較有代表性，但也只有數百字的篇幅去報導這件新聞，因而在報導時顯得比較吃力，只能平舖直述，而不能深入分析。大公報及文匯報的新聞報導篇幅比其他香港主流報紙明顯較多，差不多是兩倍的篇幅，報導的重點也比較集中，沒有太被引導去報導考古資源分配的問題。而國內的傳播媒體（報紙）報導黃地峒遺址的篇幅最大和最詳盡，可旁及其他相關的考古學問題。

總結
總括來說，將傳播媒體和考古互相融合只是近年的事，如何對公眾發佈正確的考古資訊、如何引導公眾學習考古知識、如何將宣傳重點與考古學的本來面目相結合，成為我們要好好思考的問題（楊雪梅，2010），在未來的實踐中慢慢探索（鄭好，2010）。

此外，在保護古蹟、遺址這方面香港政府做得非常不足，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不論黃地峒遺址是否屬於舊石器抑或新石器時代，不論這些評論的目的是否要向政府施壓，以達到日後爭取更多資源目的的可能（鄧聰，2006），但願香港政府能加快制訂措施，好好保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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