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黃地峒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正反兩面說法

原作寫於2009年，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比較及公眾史學（Comparative and Public Hitory）碩士課程的功課，後來刊登在我的部落格Blog內。為方便統一管理，現將舊作刊登於這網站內。

黃地峒遺址簡介
黃地峒爲一座小山，位於香港東部的赤門海峽企嶺下海的東海岸，香港西貢西郊野公園榕樹澳至深涌中段（香港考古學會，2005b，頁1），高度154m，東面與石屋山相連，西麓面向企嶺下海，西側山坡的坡度爲23°～38°，局部有10°左右的緩坡（張鎮洪，2006）。黃地峒遺址地理位置爲114°17’E，22°26’N。其具體範圍：東爲黃地峒山西麓50m至60m等高線處，西至海邊潮間帶以下淺海，南起鰲魚頭，北至深涌碼頭南約600m處（香港考古學會，2005b，頁1）。黃地峒遺址的基岩爲早侏羅紀赤門海峽組的粗粒火山灰凝灰岩，其上層爲薄層狀凝灰岩及凝灰岩，夾層為砂岩、粉砂岩和泥岩。遺址的岩層基本呈西北—東南走向，傾向35°～110°，傾角15°～57°。局部有折曲構造（香港考古學會，2005b，頁2；吳偉鴻、王宏、譚惠忠、張鎮洪，2006）。

圖1：黃地峒遺址地形及探方位置圖樣（吳偉鴻、王宏、譚惠忠、張鎮洪，2006，頁59）

黃地峒遺址的岩石爲早侏羅紀的泥岩、砂岩和凝灰岩。泥岩和砂岩是黃／黃紅色，而凝灰岩則呈黑／灰黑色，質地非常堅硬，是打製石器的好材料。

圖2及3：黃地峒遺址附近的岩石─早侏羅紀的泥岩、砂岩和凝灰岩

小路的右邊是山坡，黃地峒遺址就在山坡上；而左邊是一個石灘。

圖4：黃地峒遺址的石灘

圖5：黃地峒遺址石灘的石頭

石灘上除了鋪滿很多石頭外，也有一些很大的凝灰岩（如圖6），應是很好的打造石器的石材。大石上可發現一些人工打石的痕跡（圖7）。

圖6：黃地峒遺址的大凝灰岩

圖7及8：黃地峒遺址的凝灰岩─大石上可發現一些人工打石的痕跡

這裡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黃地峒石灘上的石頭從何而來？據呂遵諤推測，人們在黃地峒的山坡上開採石器原料，但山坡很陡峭，開採的石片都滾到山腳甚至海灘，時間一長，遺物（石頭）就很多了（薜生，2008，頁11）。

圖9：黃地峒的山坡

事件源起
2003年初，香港考古學會吳偉鴻和黃虎等，在黃地峒沿岸採集到一些打製石器（文匯報，2006）。香港考古學會隨即與廣州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聯合組成考古隊，於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間，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中國科學院網絡化科學傳播平台，2007）。考古隊試掘了五個探方，面積共10平方米（鄒興華，2008）。出土和採集石器共3,261件，包括石器成品、半成品、石核、石片、岩塊和斷塊等，根據石器的功能和形態，可分為九類──手鎬、手斧、尖狀器、砍砸器、錛形器、刮削器、雕刻器、鏃形器和錐形器。故此考古隊推斷黃地峒遺址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打製石器加工場（吳偉鴻、王宏、譚惠忠、張鎮洪，2006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6）。

為測定遺址的實際年代，考古隊在第4號探方(T4)的剖面，按各層位採集了泥土樣品，送交中山大學物理系核幅射實驗室進行光釋光年代測定。其中年代最早、出土不少打製石器的第4層(L4)和第5層(L5)，所測定的數據分別是距今39,000年至35,000年。香港考古學會引述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張森水先生考察黃地峒遺址後的意見，認爲「這個遺址定性為石器製造場是正確的，根據工藝來看，說舊石器時代晚期沒有錯的」（香港考古學會，2005a，頁1；劉茂、王文建，2006，附件一）。故此，考古隊斷定黃地峒遺址屬於三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不單是香港最古老的遺址，在華南地區亦十分罕見（向劍幗、袁原，2006）。容觀瓊顯然也認同張森水及張鎮洪的推論，同意地峒遺址屬於舊石器時代（2007a，2007b）。

為更深入了解黃地峒遺址的情況，香港考古學會與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再次組織考古隊，於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間，在黃地峒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和發掘，泥土樣品送往西安的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測定，最早的第4層有兩個數據，即距今13,100±900年和距今13,700±900年（鄒興華，2008）。

考古隊成員之一張鎮洪認為，出土的器物中有一定比例的手斧，這是西方舊石器文化時代的特徵典型器物（中國科學院網絡化科學傳播平台，2007）。再者，張鎮洪認為這批石器中「沒有發現磨光石器，連局部磨製的也沒有，陶片沒發現，穿孔石器也沒發現」（張鎮洪，2006，頁3，第8點）。因此，考古隊確認黃地峒為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其存在時代從四萬年前一直跨越到七千年前（鄒興華，2008；張鎮洪，2006，2007；中國評論新聞網，2006）。

對於黃地峒遺址兩次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成果和結論，一些考古學者（如鄧聰，2006、呂紅亮，2007）卻抱懷疑態度，他們既質疑光釋光測年數據的準確性，更根據出土石器的打製技術分析，認為在出土石器中有少量磨製石器存在（如呂紅亮，2007，頁16、傅憲國，2006b，頁22），因此堅持遺址屬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而不應是舊石器時代的遺址。

鄧聰在回應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對於香港西貢深涌「黃地峒遺址」考古調查與研究意見及建議（2006）時，對黃地峒遺址是否舊石器時代提出了以下五個問題：
(一)年代測定問題
(二)石器分析問題
(三)遺址的性質問題
(四)發掘消息公布問題
(五)今後黃地峒事件處理問題

為慎重起見，古物古蹟辦事處與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合作，再在黃地峒遺址採集泥土樣品，送交英國的實驗室進行光釋光年代測定，可是結果至今仍未公佈（鄒興華，2008）。

因篇幅所限，現僅就年代測定問題及石器分析問題提出論述如下。

(一) 年代測定問題
鄧聰（2006）、呂紅亮（2007，頁15）及趙華（2007）都指出，光釋光測年方法主要應用於第四紀沉積物的年齡測定，在考古學年代測定方面經驗尚不成熟。事實上，光釋光方法去測定考古學年代的誤差有時很大，故此不能單獨根據此方法作準。

就如這次黃地峒事件，第一次的光釋光年代測定，由中山大學物理系核幅射實驗室進行，第4號探方(T4)的第4層(L4)和第5層(L5)所測出的數據分別是距今39,000±1,320年和35,000±1,350年，第3層(L3)為6,800±600年（張鎮洪，2006），最上部文化層測得的結果是距今1,938±64年；但第二次的光釋光年代測定，由西安的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進行，最早的第4層有兩個數據，即距今13,100±900年和距今13,700±900年（鄒興華，2008）。兩次光釋光年代測定的結果相距二萬多年！

所以若真要應用光釋光測年方法去測定考古學年代，就有必要採集多類樣品、運用更多不同的測年方法、並在不同實驗室進行測年，而不能依靠單一的測年結果來確定遺址年代（鄧聰，2006；呂紅亮，2007）。不少學者都指出光釋光年代測定的方法是有不少局限及先決條件的（鄭公望、王輝、劉靜、田昭輿，2009；李虎侯，2009a，2009b；趙華，2007；薜生，2008），例如樣品不可見光──「一見光樣品就沒用了」（薜生，2008，頁11），「那怕曝光是短暫的」（趙華， 2007，頁2）。但到目前為止，考古隊的有關學者及機構仍未就有關樣品的採集製備過程、年代計算依據以及誤差等方面的材料提供任何資料以供複查討論（鄧聰，2006）。反而呂遵諤在了解考古隊的工作後指出，考古隊採集光釋光樣品的方法不是很合適，綜合看來，發掘方法是有問題的（薜生，2008，頁11）。

這次考古隊用光釋光測年方法去測定黃地峒遺址的考古學年代，但給出的測年結果非常不吻合，L4的年代測定為39,000±1,320年，但L5的年代卻測定為35,000±1,350年，在底層的L5比L4還年輕！主張黃地峒為舊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隊成員張鎮洪也承認「L3和L4之間有缺失，不整合，年代從距今39,000±1,320年一下子跳到距今6,800±600年去，中間有近3萬年的缺失」（張鎮洪，2006，頁5）。雖然張鎮洪嘗試以香港第四紀地質、間冰期的冷期和暖期、及地殼的抬升等因素去解釋L3和L4之間近3萬年的缺失（頁5─7），但解釋非常牽強，而且仍然不能解釋為何在底層的L5比L4還年輕，最後張鎮洪只好以一句不是解釋的解釋作結：

但可惜張鎮洪始終沒有指出、說明L4及L5倒位的原因。反而在報告發表後對羊城晚報的訪問中表示對光釋光測年結果的質疑：

總括來說，最後張鎮洪自己也承認光釋光年代測定的方法是有質疑的空間，需要其他「更充分有力的證明」去證明黃地峒遺址的年代。

在回應張鎮洪以香港第四紀地質解釋L3和L4之間近3萬年的缺失時，呂紅亮引述Gasche et al. (1983)指出地質學的地層與考古學的文化層的概念并不存在對應關係（2007，頁15）。

最後，古物古蹟辦事處與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合作，再在黃地峒遺址採集泥土樣品，送交英國的實驗室進行光釋光年代測定，但結果至今仍未公佈（鄒興華，2008）。但隨著時間的遷移，也有一些學者對黃地峒遺址的時代改變了意見。例如劉茂和王文建在2006年時就如何保護黃地峒遺址，建議香港特區政府：

可是到了2007年，劉茂在其《可資建設M＋的本地文化資源――關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思考》（2007）一文中，「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網站及文物探知館參考圖書館的資料」（頁1），卻將黃地峒遺址的考古年代歸類為新石器時代（頁4）。雖然在主要工作(Main Work)一欄中，劉茂指出“Academic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nature and dating of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which are subject to further investigation”，但在考古年代(Archaeological Period)一欄她仍將黃地峒歸類為新石器時代。除非劉茂引述錯誤，否則香港特區政府及一些學者應已低調地認為黃地峒遺址應歸類為新石器時代，而顯然劉茂本人亦已改變了看法，將黃地峒由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分類（劉茂、王文建，2006）改為新石器時代（劉茂，2007）。

事實上，2007年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在為古物諮詢委員會提供的委員備忘錄進度報告（委員會文件AAB/27/2007-08）中，已經清楚表示：

事件發展至此，也可說是塵埃落定了，雖然非常低調及不是公開的澄清，但香港特區政府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畢竟也認為黃地垌遺址屬舊石器時代的論點至今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

(二) 石器分析問題
在考古學上，把主要使用石器的時期稱為「石器時代」。這一時代大約開始於二、三百萬年以前。石器時代又被劃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個階段。從250萬年前的「能人」到大約一萬多年前的「現代智人」都是用直接打擊石料的方法製作石器。這個時期生產的都是「打製石器」（傅憲國，2006a）。大約從一萬多年前開始，在亞洲（較早的是在中東和東亞地區）和大洋洲出現了用磨製方法加工石器的技術；同類技術隨後也相繼出現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經過磨製的石器工具，形狀更規整，使用時效率更高。這是石器製作技術的一次大變化。1865年英國人John Lubbock將磨製石器稱為「新石器」(Neolithic)（傅憲國，2006a）。

基於磨製石器為新石器時代的典型器物，所以考古隊成員之一張鎮洪強調在黃地峒遺址出土的石器中「沒有發現磨光石器，連局部磨製的也沒有，陶片沒發現，穿孔石器也沒發現」（張鎮洪，2006，頁3，第8點），以支持黃地峒為舊石器時代遺址的論據。但呂紅亮在檢視黃地峒遺址出土的石器後，卻認為其中有少量磨製石器（編號SL04SC37及另一編號模糊的石器），傅憲國考察黃地峒遺址和查看出土遺物後也有相同看法（呂紅亮，2007，頁16；傅憲國，2006b，頁22）。總括來說，呂紅亮認為黃地峒遺址出土的石器組合中包含磨製石器，但發掘者顯然沒有將磨製石器報告出來（呂紅亮，2007，頁16）。

在黃地峒遺址出土的石器以錛形器(Adze-like Tool)為多數。考古隊將之分類為手斧，認為與越南和平文化典型石器─Xom Trai洞穴遺址的短斧(Short Axe)相類似（吳偉鴻、王宏、譚惠忠、張鎮洪，2006，頁61─62）。但呂紅亮卻認為考古學界縱然對越南和平文化有不同的意見，仍然未曾聽聞將其年代提前到距今四萬年左右。故若黃地峒遺址真如考古隊所言，包含與和平文化類似因素，則四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的推斷顯然不妥，反而說明了偏晚的可能性較大（2007，頁17）。

呂紅亮進一步提出越南考古學的一個舊石器案例，來說明僅從某些器物的原始性出發考察整個石器組合，就石器本身推論很容易發生錯誤──越南Than Hoa省Mound Do遺址在1960年代被發現時考古學家認為是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是越南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典型遺址；但在1985年再次發掘研究後，發現所謂的舊石器只不過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青銅時代早期的石器加工場而已（呂紅亮，2007，頁21）。

對於黃地峒遺址出土石器分析出現的問題，鄧聰認為是因為發掘者對打製石器分析，缺乏基本常識，及報告者對石器最基本的定位、二次加工確認到石核和石器之分類，在基礎知識上有不少問題所致（鄧聰，2006，頁2）。

根據對黃地峒遺址出土石器的粗略觀察，鄧聰（2006，頁2）認為黃地峒遺址所發現石器，從石器類型學來看，與新石器時代石斧、錛作坊中常見的遺物相類似，並沒有舊石器時代的石器類型。呂遵諤、黃蘊平、夏正楷參考過以前採集和發掘的石器後，「覺得它們缺乏舊石器的特徵，而具有新石器的特徵，尤其是錛形器，其中幾件有沙下遺址器物的痕跡，局部好像有磨過的痕跡」（薜生，2008，頁11）。故此從器形上來看，呂遵諤、黃蘊平、夏正楷認為黃地峒遺址應屬新石器時代。夏正楷進一步補充，從海陸變遷和第四紀地質的角度去看，以地貌來說，黃地峒遺址時代應不會很早，應屬新石器時代（薜生，2008，頁11）。

鄧聰認為黃地峒遺址與廣東南海西樵山遺址非常相似（鄧聰，2006，頁2），而呂紅亮也持相同觀點（呂紅亮，2007，頁17）。最後，結合Langda的民族誌資料，以及廣東南海西樵山和台灣澎湖七美島的石器製造場遺址綜合判斷，呂紅亮認為黃地峒遺址更像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石斧錛的採石場（2007，頁17），而不是考古隊所推斷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打製石器加工場（吳偉鴻、王宏、譚惠忠、張鎮洪，2006）。

最後，總結各種理據，鄧聰認為不應該單獨考據黃地峒遺址的年代，而應該參考廣東南海西樵山遺址、西貢沙下遺址、及其他珠江三角洲的多個遺址，看看是否存在任何聯繫。事實上，考古隊及張鎮洪對黃地峒遺址年代的推斷，正好說明了參考其他珠江三角洲遺址的重要性及必須性。若黃地峒遺址真如考古隊所推斷，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打製石器加工場（吳偉鴻、王宏、譚惠忠、張鎮洪，2006），除了供應本家族群體的日常生産所需外，還明顯是生産過剩，用石器和其他族群進行大規模的交流，因而説明了在古代文化交流時珠江文化的外向性和海洋性（張鎮洪，2007）的話，那麼，這些「黃地峒打製石器加工場」生產的石器應在其他地方（例如珠江三角洲其他遺址）在相同年代（舊石器時代晚期）發掘得到。但暫時在珠江三角洲己發掘出土的多個遺址也未有發現，且黃地峒附近的蠔涌遺址及沙下遺址均已確定為新石器時代（鄭卓、楊士雄、譚惠忠、張鎮洪，2009；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2005；傅憲國，2006b，頁15；呂紅亮，2007，頁27、30）。故此珠江三角洲其他遺址及石器的旁證未能支持黃地峒遺址屬於舊石器時代。

總結
綜觀以上文獻的各正反論點，筆者較認同鄧聰、呂紅亮、呂遵諤、黃蘊平、和夏正楷的看法，黃地峒遺址的年代應該是屬於新石器時代，沒有四萬年這麼久遠。當然，最好在不久的將來，送交英國的實驗室進行光釋光年代測定的結果能正式公佈天下，提供新的資料／證據，以便對黃地峒遺址的年代問題展開新的討論。但不論黃地峒遺址是屬於舊石器抑或新石器時代，但願香港政府能好好保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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